引言
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英法侵略者再度任命额尔金和格罗率领舰队来中国，发动新的战争。一八六O年二月十五日（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四日），正当英、法侵略军准备从欧洲启程的时候，沙皇政府照会英、法政府，表示支持，并宣布为了配合英法联军的进攻，与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普提雅廷所做的一样，沙俄公使伊格纳切也夫将离开北京，去“列阵于北直隶湾的英法舰队附近”。
但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军在长江下游有了新的发展，捻军和其它各地人民起义军也十分活跃，沙俄极其恐惧，因此采取了继续维持清朝政府，利用它来扑灭中国人民革命，以便于掠夺中国人民的政策。同时，沙俄侵略者还企图借此阻止英法长久占领北京，霸占中国。同年五月，英法两国侵略舰队威胁直隶湾，伊格纳切也夫认为他与英法侵略者相勾结，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于是，于五月二十日再次照会清朝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清朝政府在沙俄侵略者闯入中国领土非法测绘的“分界”地图上签字划押，承认它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朝鲜边境沿海一带的广大地区，限三天内答复。
声称只要清朝政府能满足沙俄对边界的“合理要求”，他很愿意从事“善意斡旋”。伊格纳切也夫这次威胁引诱又没有成功，遂于五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临行前，他把搜集情报的任务交给沙俄神甫古里，并叮嘱后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赖在北京，以便通风报信，还要古里在他离开北京后，通知清朝政府，在英法两国与清朝政府紧张的军事外交关系中，沙俄仍将严守“中立”，暗示在必要时他仍愿出来“调停”。
六月十五日，伊格纳切也夫从北京来到上海，一面对清朝官员表示愿意“严守中立”、“善意斡旋”，一面又讨好英法侵略者，说他离开北京“为的是向中国政府指出，在诸海上强国之间对该国事务存在着某种团结”。强调“不应该把欧洲国家之间最微小的分歧透露给中国人”。同时，他密告英法侵略者说，清朝政府内最大的主战派，是僧格林沁、肃顺等人，非把他们清除不可；还说，“只要对大沽狠狠一击，很快就会使主战派烟消云散”；又说，在他打过交道的亚洲国家中，惟中国最难弄，“只有用武力狠狠教训一顿，才能使这个一贯热衷于无赖的政府放弃它旧的一套”。
关于这位沙俄公使的阴险活动，当时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也作了报告：“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谆告普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明入言，一二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俄酋又许其同去各等情。”
同年六月底，英法侵略军再次集结于上海，准备北犯。伊格纳切也夫于六月二十六日又写信给法国代表布尔布隆说：“盟国给予中国军队的最严酷的教训，将促使该国政府意识到它自己的软弱无力，因而可以期望，届时在北京当考虑合理的规劝和使用和解与温和的语气。”公开为英法的侵略行动叫好。七月，英法侵略军先后占领旅顺和烟台，作为据点，积极准备发动对大沽口的进攻。在英法侵略军发动进攻之前，伊格纳切也夫先行乘船到北塘海面，为英法侵略军搜集军事情报。清朝官员报告说：“俄夷趁英佛（法）来时，忽至北塘投信，显系借此窥探虚实。所称信函，并无关系英佛（法）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设防，恐该夷借买食物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为杜绝。”
事实上，沙俄侵略者确是这样干的。这年八月十五日，法国侵略军的头子格罗在致法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当到达北塘前的泊船处，我们遇见了率领四艘俄国战舰的伊格纳切也夫将军，他还告诉我，在北塘未有任何设防，也没有任何障碍。当时已有人指出侵略军有可能从北塘登陆，但没有引起僧格林沁的重视。
八月一日，英法侵略军在北塘登陆。沙俄侵略者事先提供的“准确”情报，给清朝军队的财务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僧格林沁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说：“至于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结伴而来，肆意要求；上年甫经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据称十五日系俄夷引路，占踞北塘。米夷（美国）声称，十七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
伊格纳切也夫指引英法侵略军在北塘登陆后，继续停留在北塘海面，等待敲诈勒索的有利时机。二十一日，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二十四日攻占天津，额尔金和格罗把他们的侵略军司令部从北塘迁到天津。跟着，趁火打劫的伊格纳切也夫，也急忙赶到天津。大沽炮台被攻陷后，清朝政府又派桂良为钦差大臣，去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议和。桂良是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政府代表，重新任命桂良为谈判代表，意味着清朝政府决心投降。在天津谈判的过程中，伊格纳切也夫大肆要弄奸险狡诈的手腕。
他一面对英法侵略者大献殷勤，例如参加被击毙的法国侵略军的送葬，主动提出被击毙的英国侵略军可葬在俄国人在中国的坟地上，并向额尔金表示，英国在中国所关心的是商业利益，而沙俄则是边界问题，“两国利益彼此不会发生冲突，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采取联合行动”等等，目的在于取得英法侵略者的信任，并使清朝政府认为他与英法侵略者关系密切，谈判碰到困难时，可请他出来做“调人”。同时，他又不断为英法侵略者出谋划策，如当英法侵略者向他表示十分害怕天津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时，他就恶狠狠地回答说：“只要坚定地对付，对他们的任何过失都严加惩处，那末就无须害怕中国人。”
他还怂恿英法侵略者提出一些清朝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便造成他插手操纵的有利时机。天津谈判，由于英法侵略者要价过高，特别是要求各带卫兵一千人进京换约一条，终于决裂。伊格纳切也夫遂向英法侵略军建议：“从速进军通州，以免僧王有时间在那里设防。”九月九日，英法联军向通州推进，准备进攻北京，伊格纳切也夫为怂恿英法侵略军向北京进攻，以造成有利于沙俄进行敲诈勒索的形势，竟将一个沙俄在京的间谍分子所绘的北京详图送给法国侵略者，并建议进攻北京的南部，避免在城内开展巷战，以免陷入中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英法侵略军向北京推进后，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诉，负责与侵略者谈判投降条件，自己则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重要王公大臣，以狩猎为名逃往热河。十月初，侵略军进抵北京城郊。十月十三日，留在北京城的清朝统治者决定投降，开门纳盗，使侵略军不战而占领北京。这时，狡猾的伊格纳切也夫感到进行敲诈勒索的最有利时机已到，于十月十五日从通州赶到北京。到北京后，他通过在北京的沙俄间谍分子古里神甫和恭亲王奕诉联系，表示愿意从中“调处”。又写信给法国侵略者，说什么他将“说服”清朝政府以“迄今未有的诚意”同英法谈判，同时吓唬清朝政府“必须立即签订和约，并互换批准的条约”。
当奕诉表示同意他出来“调处”时，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就一面大摆架子，说什么他到北京已十一个月之久，屡次提出有利于中国的建议，中国毫不注意，为什么现在又有求于俄国？一面威胁清朝政府，他还假惺惺地说什么俄国不愿在中国危机的关头从中取利，仍愿以“友谊”的态度帮助中国；中国必须速派代表，解决中俄悬案；必须依照俄方的建议，与英法联军谈判，这样，清朝的皇统方能维持，危局方能挽回。
他又厚颜无耻地提出什么“调处”的条件：一、清朝政府必须发出要求他“调处”的正式公文；二、中国与英法交涉的过程中，一切交涉条件不得对他保守秘密；三、必须接受俄国所提出的全部侵略要求。当时负责谈判投降条件的奕诉，由于急于对英法侵略者投降成功，竟对他提出的条件表示完全接受。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诉在伊格纳切也夫的“调处”下，与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投降卖国的《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伊格纳切也夫遂加紧压清朝政府谈判中俄边界与通商问题。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采用的卑鄙伎俩，是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一次大暴露。为了实现其无耻的侵略野心，“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这一点，伊格纳切也夫在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回国后，曾得意洋洋地说过，一般人是通过一种方式达到一个目的，而他则能通过多种方式达到一个目的。而且在他看来，“目的是主要的，手段则无须计较”，一计不成，可再生一计。也就是说，只要能实现侵略的野心，就可以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事实上，伊格纳切也夫，不仅是这样说的，确是这样干的。普提雅廷也是这样干的，其他一切沙俄侵略者无不都是这样干的。
沙俄侵略者在一八五八－一八六0年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利用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看样子其势汹汹，但实质上，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是个纸老虎。沙俄侵略者的这种虚弱本质，就在其张牙舞爪的侵略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来。沙俄侵略者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是“恃强欺官”；但对人民的反抗，却是非常惧怕的。
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凶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的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尽管清朝政府一味退让，不敢抵抗，但人民的反抗怒火，已非清朝官吏所能扑灭得了的。当时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向咸丰帝的奏折中，已经透露了这种情况：“吉（林）省军民闻其凶焰横恣，无不志切同仇。”“彼处（指吉林各地）居民，早已准备，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约束。”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恰喀拉人，为了抗议沙俄的侵略，于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集体向清朝政府表示，在抗击沙俄的斗争中，“情甘效力”。
同年，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揽头”和“刨夫”（采山货的贫民），也主动向清朝政府要求抗战。他们慷慨陈辞说：“俄夷肆逞，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忾，义所必然，情甘出力。”刨夫徐得林、张登瀛等自发地组织起来，设营十二座。以后又在珲春以东滨海的玛延河、苏城等处设营八十四座，到一八六O年（咸丰十年）春总计共设营一百五十余座，团练计一万数千名，不要官饷，自备武器，成为一支抗敌的力量。对“志切同仇”、敢于抵抗的中国人民，沙俄侵略者是十分害怕的。
沙俄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恐惧，还表现在穆拉维约夫等一小撮侵略者与被胁迫迁移到乌苏里江一带来的俄国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一个经历过移民生活的俄国人，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百人长监督下进行的。天刚蒙蒙亮，就得把移民们叫起来烧饭。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整夜小虫和蚊子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夜都是小孩的叫声和呻吟声，疲倦不堪的劳动者刚入睡，就得起身了。中午和傍晚，母亲们放工回来时又饿又累；而空着肚子的孩子们也哭着来迎接她们。”“妇女们由于只领到半份口粮和肉，所以一直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大家都说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为什么要干这样力不胜任的活呢？”这就充分说明了沙俄侵略者也是本国劳动人民的敌人。
沙俄侵略者的虚弱本质，也表现在一贯进行虚声恫吓的穆拉维约夫身上。当他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行为受到反击的时候，就会立即换上一付笑脸来掩饰。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初，穆拉维约夫与清朝署黑龙江副都统爱绅泰在海兰泡会谈中丑态百出的表演，就是生动的例证。当爱绅泰指责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一带的骚扰，并要求他停止这种侵略活动时，这个家伙就立即暴跳如雷，“怒目拍案，愈形桀骜”，公然叫嚣说沙俄在乌苏里江东岸强行设立的侵略据点，“非用枪炮，断不迁移”，盛气凌人地将沙俄的炮兵头目叫进会场，对爱绅泰说，“此系我国管炮将军”，你可认识认识。
面对侵略强盗的嚣张气焰，爱绅泰忍无可忍，起而反击，指出在会议期间，“出此无理情状，动以枪炮相吓，中国岂无利器！”接着，也把所带领的随员佐领诺门德勒和尔叫进会场，对穆拉维约夫说，这是我们的管炮将军，你们也可以认识认识。“该夷等见其身材雄伟，共相起立环视，该酋（指穆拉维约夫）亦转顾作笑，点头不已。并亲身给酒，令其与夷人各饮一杯，互相认识，且以前言为戏。”沙俄侵略者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还表现在它侵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尽管一再以武力相威胁，而内心却害怕兵戎相见，尽力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战争。
一八五六年三月（咸丰六年二月），穆拉维约夫因事回彼得堡，将他的第三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的侵略计划交给他手下的上校军官卡尔沙柯夫执行时，也同样命令卡尔沙柯夫不得与中国人民发生武装冲突。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沙皇政府任命海军少将普提雅廷为驻中国公使时，穆拉维约夫曾写信给沙俄外交部，表示反对以军人作外交官，以免引起清朝政府的猜忌。后来，普提雅廷因清朝政府拒绝他由恰克图入京，改由海路去天津，路经瑷珲，曾对穆拉维约夫建议以武力占领瑷珲，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但穆拉维约夫由于害怕武力行动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不敢采纳这样的建议。
沙俄在侵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的。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沙皇政府正在准备对土耳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作为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因此，当时它对中国的侵略，在人力和财力上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当时沙俄侵略者虽然陈兵黑龙江，其势汹汹，但却总是设法避免战争，害怕和中国人民真正交锋的原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政府一面命令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悄悄地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一面又派遣普提雅廷和伊格纳切也夫出使中国，在“和平观望”的幌子下趁火打劫，原因也在于此。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继续玩并其网面派手法，一面提供武器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企图从政治上对清朝政府加以控制，一面根据《北京条约》，在划界的名义下，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
本来根据条约，两国代表应在乌苏里河口会齐，后来以在这里会集，必须待解冻之后，这样就要拖延到五月下旬；同时，由于从乌苏里河口到松阿察河源一段以河为界，界限已经明定，只是树立界牌的问题，而勘界的主要地段是在兴凯湖与图们江之间，因此，两国代表改在兴凯湖畔会齐。至于乌苏里河口树立界牌的工作，清朝政府则另派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于五月初前往，与俄方代表在乌苏里河口树立了耶字界牌。
六月七日（四月二十九日），成琦、景淳等到达兴凯湖的西北扎营守候。但是，沙俄所派遣的以卡扎克维赤和布达果斯基为头目的代表团，并不是根据条约的规定在松阿察河东岸的兴凯湖畔扎营，而是一下子跑到松阿察河西面、兴凯湖西北岸奎屯必拉安营。这是沙俄侵略者要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的预定部署。侵华老手巴布科夫后来直认不讳地说：“这一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代表立即以此表明，所占领的地点是在国界线内，因而确认它无疑是俄国的领土。”
沙俄侵略者一下子跑到松阿察河以西、兴凯湖西北岸的奎屯必拉安营，目的就是存心曲解《北京条约》，违约侵占新的领土。由于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地理不熟悉，因此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和起草的条约，有的地方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可是卑鄙的沙俄侵略者，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有意曲解条约。成琦这里说得很明白：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虽有“白稜河”之名，而在布达果斯基所画的《北京条约》附图中则没有这条河。《北京条约》附图中仅有白志河，而无白稜河。
结语
根据中国的地图，条约附图中的白志河，与中国地图中白珍河部位相符，其部位是在兴凯湖的西南方。而沙俄侵略者有意违约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竟强指兴凯湖西北岸奎屯必拉迤北的分支小河就是白稜河，因此与“和约、地图均属相悖”。
参考资料：《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