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万历时期，中朝贸易关系变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万历三十一年（），辽东官员各设衙门将朝鲜买卖人等抑勒捆打以致参斤不入，上供几缺。税使倚市重敛，已失“人君治化之本”，朝鲜官民尽量躲避“参市之害”，以致市“并无参饵”。
万历三十四年（6），政院批评义州府尹未能严控私贸，维持疆界封闭状态。即“近来为义州府尹者，才短智乏，皆失其职，罔知疆域之有截然；国法之有可畏，使奸细之辈，恣行无忌。
中国之人，行走自如，其潜商买卖，泛滥奸骄之习，不独译官为然，环本州一带之民，无非此辈，其间情状，有不可言。此所以民弊之日滋，而国事之日非也。”
而后，政院表扬了现任府尹“悉扫积习，严治此辈，一以奉公守法为心，其潜赍把参行商之徒与赴京行次，把参潜隐越江之人，严加摘发，绳以三尺。”朝鲜不会督促参商前往中江关市贸易，同时也并不希望辽东太监就此问题过多纠缠。
于是，朝鲜隐藏了国家抵制中江关市的作为，将“参商不集”归因于“物力之竭乏”与商人不愿参与官方胁迫的买卖，希望缓解太监之怒。朝鲜虽也设置收税官，拥有税收进项，但于国家财政并无添补作用。所以，朝鲜请罢中江关市的态度十分坚决。
万历二十九年（1），明廷施行包税之初给辽东的商税额度为每年一万四千三百两，含中江一千五百五十四两二钱税银。同时辽东进献的两万斤人参亦有一部分出自关税余银买办。辽东人参贡献皆由叆阳、清河二市抽取，但定额商税不减至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两八钱（扣除中江税银）的情况下，中江关市仍需照旧运行。
万历四十五年（），辽东商民仍上述请求重开中江关市。朝鲜始终奉行“贸迁有无，商民之小利；玩法惹衅，疆场之大患”的治边理念，力争严禁一切非官方边务往来。满浦至会宁一带的中朝贸易曲线亦呈下降趋势。
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关系
万历后期，随着建州女真社会的发展，朝鲜社会的动荡，满浦地区女真与朝鲜间的半官方贸易关系已初步构建。朝鲜“藩胡”投顺努尔哈赤后，与朝鲜贸易量锐减。
建州女真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为各自政权所左右，贸易内容更加固化，嘉靖、万历前期私贸盛行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官员申忠一赴建州女真“王城”交涉边务。
双方约定了边境贸易界限，即未经朝鲜官方许可建州女真部落不可往满浦等边市贸易。朝鲜官员返程前女真头领时汝乙与其边官马臣约定将持熊皮、鹿皮等卖于满浦，买牛耕田。
努尔哈赤为安抚朝鲜对女真的敌对态度，解决统一女真及防御辽军围剿等后顾之忧，主动管控女真人的越边行为。壬辰战前，鸭绿江上游至图们江沿岸女真部落入朝采参，朝鲜人入女真割草、伐木、田猎等经济作业时有发生，易换货物相对自由。
战后，朝鲜恢复禁止女真越边耕种、樵采的旧例，对越边部落实行驱逐。同时，通过派遣高级军官、开设边市的方式主动管理边镇秩序，控制女真的寇掠行为。
如茂山边市的开设明为朝鲜“嘉尔（老土等部落）向国之诚，特命开市，以为资活之路”。如若其攻掠会宁藩胡，朝鲜便会终止其赴边堡纳款、互市。朝鲜诸种边疆举措的根本目的为“镇压诸胡”、整饬边备，所以“叛胡”“零贼”无法与朝鲜边民正常交换物资。
鸭绿江、图们江东岸的女真部落在未归顺努尔哈赤以前一面谋求朝鲜茂山等地边市抚赏、贸易等权宜；一面攻略朝鲜北部边镇，抢掠城底女真部落及城内边民财物。
无论贸易与劫掠皆为女真部落生存、发展之活路。朝鲜六镇城底“藩胡”至朝鲜京师贡路不通，农器、釜鼎、牛马等生产生活资料只能从边市获取。当朝鲜国力强盛时边市贡贸为其羁縻女真部族的强有力手段；当其边备空虚时许以职牒、布帛亦为缓解边警的谈判条件。
图们江一带女真部落投顺努尔哈赤麾下后，虽得到数量不菲的物资赠与，但仍需与朝鲜保持贸易联系。女真社会不断发展，亟须与外部交换物资。努尔哈赤差官与通朝鲜语者持“许贸”文书至朝鲜边官处申请边境贸易。
朝鲜虽明知努尔哈赤“徒众已繁，声势已张”，但因国家无力压制，唯有增加边府纸、盐等杂物储备，令其按规来边接受宴赏，允许其在边市买卖毛皮等物。
努尔哈赤凭借其强大实力常遣人入三水、甲山地区肆意采参。有时多达百余人横行犯境，朝鲜边将不能禁止。北部忽剌温等部攻城掠夺边镇，朝鲜无以为恃，军事打击摇摆不定。所以，优给贡贸、分化诸部始终为万历末期朝鲜救边“良策”。
边市贸易的萎靡不振
朝鲜虽定给来边受禄的女真部落木棉等赏赐，但战乱环境与疲弱国力使鲜廷赏典作用不显，边市贸易随之萎靡不振。
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图们江外忽剌温、老土等女真强部，已有侵占辽东之志。女真族与朝鲜的纳贡、边市等贸易性质与形态彻底改变。清朝入主中原前以国家权力经营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激发出地缘经济的巨大潜能。朝鲜北部边镇地区一直保持与女真部众经济交流的渠道。
虽然，江外女真部落之间以及老土、忽剌温、努尔哈赤等豪酋对“藩胡”的攻掠使鸭绿江、图们江两岸战乱频仍，普通商旅无法正常开展贸易活动。但是，女真人多聚族而居且分布于深入林中腹地。部落之间的买卖通常建立在双方通好的基础上。
外来商人与女真部落交通多持货前往女真本部，而非在固定边场进行两平买卖。这些因素决定了朝鲜前往女真部落的贸易主体要么是职业商人，要么是执行某种公职的边官或译员。
普通民众很难与控制财富资源的女真上层成员构建贸易关系。朝鲜商人赴外贸易受动荡环境影响较大，而官方贸易和官员的夹带买卖则有很大的安全保障。万历三十六年（8），朝鲜对努尔哈赤的势力扩张深感不安，不断有“与李成梁合谋朝鲜”、“贼中造船”等传闻而至。
于是，备边司建议利用贸易渠道打探努尔哈赤出兵虚实。“满浦乡通事河世国等，自前往来虏中，今亦托以自中卖买，赍持某物，入往其巢穴，使之诇探，则可以得实也。令本道监兵使相度机宜，如世国等谙熟虏情者，装束入送，密密探访而来为当。”
此时，努尔哈赤势力已延展至图们江流域。女真酋长持朝鲜职牒至边镇欲纳贡受禄、请行买卖之时，朝鲜虽予以接纳，但令边官定要控制其规模，以免滋蔓生事。
朝鲜主要目的便为“探听彼中消息”。而后，努尔哈赤将沿江部落移至长白山地，将山外诸部又谴至建州卫城，女真族统一之势渐成。朝鲜被迫遣使交涉边务并进行官方贸易。
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的重要物资
万历后期，明朝矿监、税使、盐课遍布国内，内官在外横行无忌，弹劾奏疏皆被留中。朝鲜赴京贸易物品及规模基本与战前一致，只不过随着明廷政治环境的改变增加了贸易成本及难度。朝鲜使臣贡献方物时内官与礼部一同勘验。
礼部勘验方物时的按规操作被朝鲜使臣视为“谨护”，内官参与则多有刁难、勒索。朝鲜为了严遵礼法“使中国称美”，亦督促赴京使臣监管译官买卖行为，令御史搜检、摘发禁物。
辽东地区因战后特殊的军事环境、高淮及地方官员贪腐行径为各类贸易打开方便之门，朝鲜无论公、私所需皆可在中朝边境贸取。壬辰战争结束后，明廷于朝鲜的政治关系并未因“天朝救援藩属九载，所费帑藏不下几百万金”变得亲密无间。
中朝关系反而因战后撤军、江岛争地、光海君册封等问题产生嫌隙。所以，朝鲜赴明贸易再度受限，弓面、焰硝等“量为贸易”又恢复至依年例贸易的常态。弓面年例为二百对，朝鲜进贺使臣蒙通政司转送礼部贸易弓面文书。
会同馆提督主事约定朝鲜通事与宛平、大兴二县等买卖人当官发买。弓角、焰硝原为中朝禁物不予外邦，因壬辰倭乱破格优待朝鲜许令陪臣量为贸易，未有定例。战后，朝鲜兵力主要用于北境，火药、弓面、弓角乃急用战略物资。女真人武器多为弓矢，且不及朝鲜锐猛。朝鲜常以铳砲为先锋后进以甲兵，女真城寨多不能守。
结语
总的来说，女真大军围攻咸镜本镇时，朝鲜守军亦凭火砲迫使其撤退。朝鲜不断输送砲手、器械、粮食于北部紧要之处进行防戍。可见，防御时火器、弓箭等武器对朝鲜边备亦甚为紧要。朝鲜虽有倭情叵测、武备匮乏等事由向明廷申请贸易文照，但仅靠年例所获弓角、焰硝数量明显不及现实所需。弓角、焰硝等价格不定，官贸程序复杂，在京很难购买足数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