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不少牛人，也读过一些好书，这一刻，我还是上头了。特别想把杨无锐博士的这本《其实不识字》，推荐给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朋友。
——康至*
01
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一堆信，加在一起，十几万字。这些信，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从春天写到夏天，然后就扔到了一边。年春节，我把它们找出来，边整理，边重读。读着读着，生出一个谦卑的感想：这么好的信，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的确是谦卑的感想。谦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拿差劲儿的东西打扰别人。既然写出了配得上让人们阅读的东西，故作谦卑，才是傲慢。
这些信写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我想在这篇短序里交代一下。
将近三十封信里，我向我的朋友小毛介绍了几十个汉字：天、日、时、节……道。这是一些本来无需介绍的汉字，因为只要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人人能读，能写。但我执意讲述它们，因为我相信，这些人人能读能写的汉字里，有一些为人遗忘的生活意见。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重审生活，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孔夫子和苏格拉底的古老建议。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建议尤为重要。尤为重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更坏，或更好，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展开生活的唯一机会。
从苏格拉底开始，重审生活，首先意味着重审自身时代里那些关于生活的意见。每个时代，都会向生活其中的人们提供大量生活意见。这些意见，往往以“常识”或“真理”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头脑。接受了这些意见，人们也就接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所谓某某时代，无非是指，在某个时间，出现了一大批操持相似生活意见的人。他们都把此刻的生活当成天经地义，想象不出其他可能。
正因为如此，重审生活永远是困难的，远比操心生活困难。操心生活，是为给定的问题寻找答案。重审生活，则要重新提出关于生活的问题，甚至要把生活本身变成问题。
文明史上的奇妙景象：再烂的时代，也会被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忍受、接受、享受，甚至以为天经地义；再好的时代，也总会有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提醒人们——这个时代有问题。没有那些“绝大多数”，群体生活无从延续。没有那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群体生活便可能永远沦为群氓生活。
文明史上的另一桩奇妙景象：那些所谓的大好时代，往往因其异见者而更见精彩，更让人怀念。好的时代，总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矛盾：当强权和成功者受到人们一致称颂的时候，却可以有圣贤人物指摘他们的*策所导致的堕落。雅典人拥有伯里克利的业绩，也拥有柏拉图对伯里克利的批评。
文明史的良心读者，当然感念伯里克利们。因为他们好好地照顾着雅典，替人们操心生活。苏格拉底和布拉图们，同样值得感念。因为他们提醒忙于生活的人们停下来，重新审视生活。伯里克利们，让生活得以继续。苏格拉底们，则努力防止生活被篡夺，被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生活意见篡夺。
生活被篡夺的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被篡夺。这正是“篡夺”的绝妙之处。它让人们在思考生活之前就已忘了生活是可以思考的。提防篡夺，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那些“天经地义”贬抑为可以讨论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对生活的重审，永远要指向一个时代里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因为，唯有最有势力者，才可能把自己装扮成天经地义。
如何重审那些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古代圣贤给出的示范是，不断提醒人们回到话语的本源，那里包含着更值得倾听的古老教诲。原因很简单：对生活的篡夺，通常始于对语言的篡改。最聪明的暴君，不会满足于让人们接受赤裸裸的不幸。他会通过摆弄词汇，让人们把不幸当成幸福。当“幸福”这个词被篡改的时候，人们追寻幸福的可能也就被篡夺了。这个时候，比获取幸福更重要的，是回到篡改之前，重新想想何为幸福。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在自己的时代里重审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这是一部智慧史，也是一部良知史，与此同时，还是一部对智慧和良知的敌意史。因为，那些费尽唇舌提醒人们重新思考“幸福”“成功”“爱”“正义”的人，总是被视为词汇的玩弄者，或生活的绊脚石。总之，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是与最受欢迎的生活做对的人。
尽管不受欢迎，苏格拉底们还是手握胜算。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对古老事物保持起码的敬畏。古老总是与更伟大的神圣、智慧相关。这就使得篡夺者们有所忌惮：篡夺总是意味着偷偷加进一些新东西，而人们始终习惯把新东西放在有待审查的被告席上。这就是苏格拉底们的胜算：他们在敬畏古老的时代里提醒人们追溯往昔。
然而，在一个最新的时代里，苏格拉底们被一劳永逸地篡夺了发言权。最新的时代有一个最新的胎记，那就是对“新”的偶像的崇拜。在这个时代，“新”，就是维护自身的最高理由，一劳永逸地免于审查。相反，一切古老事物都被赶上被告席。于是，“重审生活”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最新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有问题的不是“新”，而是那些敌视“新”的人。
新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所有其他有待审视的生活意见，有了“新”的加持，都变得天经地义，不容亵渎。面对它，喜欢追溯往昔的苏格拉底们唯有闭嘴。他们无权审判新时代，他们自己就是被告。敌视新，便是一招致命的罪状。
02
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十几万字的信，在信里讲述几十个汉字。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从“重审生活”扯到苏格拉里，绝非想要借助他的声望和势力推销新书。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是：想要劝说人们听听你的话，最好和那些古老陈旧之物划清界限。人们随时准备相信新学说、新发现。自称为“新”，才是最保险的营销手段。
写这些信的时候，我时时感念那些在自己的时代里提醒人们重审生活的人。我的信，既没有他们那样的智慧，也非出自他们那样的良知。我迫切想要写下这些文字，迫切想要和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交流，仅仅因为我自己的痛苦，源于生活的痛苦。
顺从着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我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我爱我的时代。爱这个时代，有两个意思：一、我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时代；二、我觉得自己因为生在这个最好的时代而成为更好的人。什么是更好的人呢？就是有资格嘲笑苏格拉底的智慧，审判苏格拉底的良心的人。
我相信这个时代赐予的所有生活意见。正是这些生活意见，拼凑成我以为天经地义的生活。比如：何谓成功，何谓幸福，何谓进步，何谓发展，何谓历史，何谓平等，何谓自由，何谓人，何谓爱。
生活在这个时代，最舒服的一点是，所有上述问题，都有了终极答案。我要做的，只剩下照本宣科地追求成功，追求幸福，追求……
要是可以一直这样追求下去，或许是件幸福的事，如果不像苏格拉底那样追求“幸福”之本义的话。按照这个时代的生活意见，苏格拉底的确属于多余的人。因为他所喋喋不休的那些问题，今天的人已经有了正确答案。
可是，在某个福祸难料的时刻，我对这个时代的爱松动了，对这个时代的生活意见的信仰松动了。松动的第一步，不是发现那些意见的错误，而是反感它们的自以为是。
时代的生活意见告诉我：新的就是好的，历史无往而不在进步之中。顺着时代生活，我会说：难道不是吗？忽然有一天，我问自己：果真如此吗？
其实，早已忘了“那一天”是哪一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写给小毛的这些信，就从那一天埋下了伏笔。我不认为那一天之后自己找到了真理。我所庆幸的是，那一天之后，此前被宣布为真理的东西，成了可以讨论的意见。
写给小毛的这些信，就是打算讨论那些在这个时代被宣布为真理的东西。比如：何谓成功，何谓幸福，何谓进步，何谓发展，何谓历史，何谓平等，何谓自由，何谓人，何谓爱。对我而言，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关系到如何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于是，就有了这些信。于是，就有了那个谦卑的感想：这么好的信，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所谓的“好”，可以用另外两个听起来不那么好的词来代替：陈腐、严厉。
我自豪，写了一本堪称陈腐的书。陈腐，因为我在这些信里不断提到陈旧的东西：旧时代、旧文字、旧传说、旧信仰、旧道德。我不曾遵遵守这个时代的规则，审判那些旧。相反，我竟然借助那些陈词滥调挑衅新时代的新发现。
我自豪，写了一本颇为严厉的书。严厉，因为我不打算顺从这个时代的“成功学”“幸福学”。这个时代，人们喜欢听从“成功学家”“幸福学家”的生活意见。他们的基本意见是：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你是最好的……可是，根据我所仰赖的陈腐意见，若不重新思考那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不配认识自己。温柔的现代生活意见说：你最好。严厉的古代意见说：你不配。我希望，我的书陈腐地追随了古人的严厉。
03
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十几万字的信。在这些信里，我试着检视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曾经，我相信它们，把它们当成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描述。后来，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一组有待审查的意见。审查它们，也就是审查自己的生活。为了重审自己的生活，我努力把这些信写得陈腐、严厉。我认为，源自往昔的陈腐、严厉之中有一种力量，让我和这个仅仅接受膜拜的时代拉开距离。
……
来源
《其实不识字》序，节选。本文标题为编辑添加。文字版权归出版社和作者。
作者杨无锐，年生，文学博士。著有《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评注》（中华书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物资出版社）、《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花城出版社）。与友人邓*海共同发起并主持者也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