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神话
朴婕
（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年第3期）
“满洲”铁路不仅是日本在*治、经济、*事层面上控制中国东北的命脉，还在日本战时的文化*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满铁设立了专门的文化部门，并力邀夏目漱石、菊池宽、室生犀星等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作家学者创作了与铁路相关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表现铁路车窗展现出来的景观及它对人们理解时空方式的改变，为“满洲”赋予了新的形象与意义。同时，铁路的速度感、铁路建设过程中遭遇的艰难以及对艰难的克服过程，也树立起“满洲铁路”乃至日本的神圣形象。但另一方面，这些叙述也显示出日本的现代想象因袭西方现代化进程，缺乏反思和推进。
“满洲”铁路叙述，日本帝国形象，文化*治，脱域，东亚现代化
年日本对沙俄一战胜利后，通过《朴茨茅斯合约》获得了中东铁路长春（宽城子）以南路段，并于次年成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加以管理。按照当时铁路利权上的不平等协定，这意味着日本从此把持了东北南部的交通命脉，并获得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土地商租、林木采伐、沿线附属地建设、治安管理、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乃至驻*等权益。以满铁为媒介，日本帝国势力因此渗透到东北士农工商各个领域，并参与到“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建立的策划中。事变后，满铁势力进一步扩张，垄断了整个东北的交通运输，并继续主导那里的经济和文化事业。
满铁的重要作用决定了“铁路”叙述在日本的殖民宣传与文化侵略中占有相当比重。满铁自身就注重利用文艺来宣传“满洲建设”，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便提出“文装武略”，强调在武力殖民之外也要强化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建设及管理。所以满铁专设文艺创作机构、组织文艺创作，通过描绘铁路沿线的自然人文风情和殖民现代化成果，将对“大东亚”[1]乃至全球的规划投射到“满洲”景观中，以此向日本本土人民宣传“满蒙开发”的必要性，吸引人们奔赴殖民前线。满铁还盛邀夏目漱石、室生犀星、菊池宽等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创作相关作品，让“满洲”形象在日本近代叙述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参与到日本自身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冈部牧夫指出“日本人同‘满洲’的关系，是贯穿整个日本现代史的最大国民体验之一”[2]，而满铁正是联结日本与“满洲”的一大桥梁。因此“满洲铁路”叙述可以构成日本文化*治的一个代表，从中透视出日本如何树立超“民族-国家”形象、谱写自身的帝国神话。
一、封闭车厢内的“观看满洲”
年，夏目漱石受刚刚接任满铁总裁的同窗好友中村是公邀请来到“满洲”，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旅行，并于回国后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纪行《满韩处处》。一边是文坛巨擘，另一边是满铁总裁，时间又处在中村是公刚刚接任总裁之际，后者想要利用夏目漱石的影响力来为满铁作宣传的目的不言自明。夏目漱石在行文的缝隙间也透露出是公假“私”济“公”的目的，如叮嘱调查科长将满铁建设事业和相关状况详尽地告知夏目漱石，还亲自带夏目漱石参观大连的建设成果，介绍大量日本本土还没有的现代设备。[3]
有如此精细的安排，夏目漱石对此行的宣传目的不可能毫无察觉；但在交代行程缘起时，夏目漱石将它与多年前是公带他去神田某天妇罗店并举（详见「満」：），使得这场旅行看起来只是一场轻松的私人邀约，并通篇回避正面宣传“满洲”，只在表现他与故人交流时不露声色地带出“满洲”的自然风情或满铁的建设成果。这让夏目漱石看起来保持了独立于*治的立场，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战争宣传倾向。后来研究界也多对这部作品保持宽容，就算有所批判也集中针对第四节中夏目漱石用肮脏、“马蜂窝”一样的吵闹混乱来形容港口的苦力（详见「満」：），认为他不能免于大国优越感。可是，这样的批判只是隔靴搔痒，它等于说只要夏目漱石不贬低“满洲”而是赞扬“满洲”美景，他的叙述就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这种批评忽略了夏目漱石叙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文化*治的运作，即建立一种观看“满洲”、观看世界的方法。无论褒贬，“满洲”对于夏目漱石都是一种景观，在观看这个景观时，他并没有去考虑景观本身的成因、历史文化背景、它与作为观察者的自己之间的关系，而是以自己所在的位置、自己对它的理解来观看和定义景观。柄谷行人曾从“风景的发现”分析了现代意识在日本的形成，指出将风景作为“风景”来观赏，是一种现代的认知方法。看“风景”的人已经先验地具有对“风景”这一概念的认知，然后以此认知标准来观看外在世界。所以柄谷说，正是无视外部世界的人发现/发明了“风景”。[4]正像是公邀请夏目漱石时说，他应该看看“日本人在海外都在做些什么事”（「満」：），夏目漱石笔下的“满洲”是围绕“满洲”的日本人展开的。全文主要的篇幅用来讲述他和是公、和游历中遇到的故友桥本左五郎（农学教授）、立花*树（海关关长）、佐藤友熊（旅顺警察总长）等人的交往，介绍他们的趣闻轶事和在“满洲”进行的活动，并以他们为代表展示出日本人在“满洲”的辛勤工作。“满洲风景”只是作为日本人展开活动的空间或陪衬存在，或则表明他们何以为“满洲开拓”所吸引，或则展示他们劳动环境之恶劣，或则展示他们取得的成果。在这样的语境下，哪怕夏目只是描绘自然风物，比如铁路两边“田里种满了高粱，目力所及之处都染上了深红色”（「満」：）、或者松山上看到“沃野千里”（「満」：），这些自然也都进入了日本对伪满洲的设计之中，它们解说了日本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