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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唐代渤海靺鞨首领大祚荣在契丹营州之乱后,率众东奔,在东牟山筑城居之。传世文献对相关史事的记述极为简略,且歧异别出。《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称东牟山在桂娄故地;《新唐书》《五代会要》称东牟山在挹娄故地。此外,再无其他可以直接判断两说是非的资料。尽管如此,这也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思考渤海*权早期*治中心的唯一文献线索,相关研究都无法回避对东牟山地望的讨论,多各依《新唐书》《旧唐书》立论,诸说并存,皆无法证实。考古新发现在东牟山地望与渤海*权早期*治中心的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揭示新线索,引发新的争论。
首先,关于东牟山地望的记述,最早见于元明《一统志》。元明《一统志》系统采信《新唐书》“挹娄故地”说,并受《辽史·地理志》渤海侨置州县记述的影响,认为东牟山就在沈阳(元称沈阳路,明称沈阳卫)。《满洲源流考》卷一一引《元一统志》:“沈阳路,本挹娄故地。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此为沈州地……沈州为兴辽*,又更昭德”,“东牟山在沈阳路挹娄故地”。《明一统志》称“东牟山在沈阳卫东二十里,唐高宗平高丽,渤海大氏以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即此”。杨保隆《新旧唐书“渤海传”考辨》(《学习与探索》年第2期)认为大祚荣部众先东保桂娄故地,据东牟山;其后才于牡丹江上游的挹娄故地建立震国。他认为沈阳东郊的天柱山在明以前就叫做东牟山,当是大祚荣“分王高丽故地”的东牟山。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传世元明《一统志》的古典论说成为少数派,近代以来形成了以敦化龙头山为中心的考古—文献二重证据链,敦化地区牡丹江上游诸说渐居主流。
其次,东牟山在敦化地区牡丹江上游诸说。经过考古—文献二重证据结合的推进,该说成为目前较为主流的说法。该说多采信“挹娄故地”之说进行史地的推断,形成不同的观点。
其一,李氏朝鲜实学家丁若镛在《我邦疆域考》卷五中提出:“中京者,所谓旧国也,在上京之南三百里,东牟山之下……今镜泊湖之南二百里有额敦山,其高六十里,正在虎儿哈河之西,此域是东牟山也……此或是奥娄河树壁之处也,中京在此地。”其附《渤海国图》将东牟山标注在今敦化西南牡丹岭一带,大致与清代额敦山的位置相合。丁若镛之说流传不广,在敦化与牡丹江上游诸说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敖东城—六顶山说。
其二,东牟山在敦化敖东城之说。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渤海建国地方考》中云:“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则徙至挹娄国境内,在今奉天界。……自万岁通天丙申至先天壬子,共十七年。舍利齐齐克仲象父子渡辽水,辟地五千里,以所统为呼尔罕州,应由今奉天渡东辽水至吉林鄂多哩城(敖东城)建国。”曹廷杰仍承袭“沈阳”为东牟山之说,但他关于渤海立国之地在敦化的观点影响极大。后世多据此在敦化敖东城附近寻找东牟山,甚至有学者误认为曹廷杰首倡东牟山在敖东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敦化敖东城附近的六顶山古墓群发现了渤海早期贵族墓群,出土了贞惠公主墓志铭(王承礼、曹正榕《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墓》,《考古》年第6期),对牡丹江上游考古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如王承礼《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年第11期等)。这些都使得学界认为六顶山及其附近地区是渤海早期*治中心,进一步巩固了曹廷杰观点的考古资料基础,此后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探讨这一地区的哪座遗址所在地是东牟山。《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年版)据考古发现,认定东牟山就是六顶山和敦化城附近的某座山城。20世纪80年代,刘忠义《东牟山城在哪里》(《学习与探索》年第4期)和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年第1期)两文结合方位、里程、自然环境与文献记述、实地调查,提出敦化城山子山城是东牟山,这一观点一度被学界普遍接受。
最后,采信《旧唐书》系统“桂娄故地”说,认为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这种说法在早期并不占优势。随着近年东北图们江流域考古的深入发展,逐渐在解构先前敦化说的二重证据链,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说再次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