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NianshenSo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宋念申博士的《在近代东亚制造边界：图们江划界，-》一书（MakingBordersinModernEastAsia:TheTumenRiverDemarcation,-；以下简称《制造边界》），以中国的晚清到民国初期中韩日三国围绕图们江北岸新垦土地和移民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划界活动为中心，利用中、韩、日、英等多语言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报告，展现了近代东亚世界在多重因素之内动态地制造、界定和再界定国土、国家与国民之边界，揭示了这种围绕边界的流动的历史与东亚世界中传统的宗藩秩序、近代日俄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地域和全球资本主义、近现代东亚主权国家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制造边界》不仅是目前为止英文学术界中唯一一部探讨近现代中朝图们江划界历史问题的专著，更是中外学界第一部以中朝划界为个案来多维度审视近现代东亚地区的国土、国家和国民深刻演变的优秀作品。《制造边界》自出版以来，备受学界瞩目与好评，饱含赞誉之英文书评见诸《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ofAsianStudies）等专业旗舰学刊，目前韩文版亦在翻译之中。唯中文学界，尚乏细致的介绍与评论，故本文之作，非为踵事增华，实系抛砖引玉。（注：本文“中朝”的“中”，英文中只是China一词，下文视具体语言环境分别指代清代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字系英文中的Korea一词，本文中亦分别指代朝鲜王朝、日据时期朝鲜半岛、二战后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韩”字之使用亦同“朝”字，惟有时泛指朝鲜半岛或朝鲜民族。）
一、《制造边界》概要
《制造边界》一书除前言、结论和后记之外，正文凡六章。第一章“越界：图们江地区的社会生态”（CrossingtheBoundary:TheSocioecologyoftheTumenReiverRegion），分析了为何图们江北岸成了跨界移民的首选目标，以及这一地区缘何迅速成为当时代东亚世界纠葛的中心之一。第二章“王朝地理：作为修辞之划界”（DynasticGeography:DemarcationasRhetoric），展现了中朝两国自康熙穆克登查边到光绪年间共同勘界期间，彼此运用宗藩术语维系自身的立场，呈现了这种“王朝地理”在宗藩框架之内的双刃剑一般的张力，并与同时期发生的中俄重新勘界与中越重新勘界做了横向的对比。第三章“制造‘间岛’：跨界社会之流动性”（Making“Kando”:TheMobilityofaCross-BorderSociety），从微观史的角度考察了图们江北岸的跨界社会在土地开垦和租让、租客身份与民族关系、多边贸易、盗匪与社会治安等多个角度的面向，展示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边疆社区的流动性质。“间岛”一词是年代左右朝鲜移民潮的过程中，移民对图们江北岸中国领土的称谓，中方并没有这种叫法。第四章“驯服边疆：治国术与国际法”（TamingtheFrontier:StatecraftandInternationalLaw），中、俄、朝、日四国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针对图们江北岸地区进行管理的，多国政治力量的介入对边地形成了一种“去边疆化”（de-frontierization）的过程，同时却又是“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重新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双重动态进程。第五章“重塑之界：一种多层竞争”（BoundaryRedefined:AMultilayeredCompetition），呈现了一种年代前后多重力量对边界的激烈塑造之中，围绕“国家角色”或曰官方因素和“非国家角色”即非官方因素对边界的界定，展示了中国的边务督办公署和吴禄贞的努力，日本政府的殖民主义策略，分析了中日在国家层面、行省层面以及当地社会层面的诸多冲突。第六章“重塑之民：延边的认同政治”（PeopleRedefined:IdentityPoliticsinYanbian），从土地的角度转到人的角度，分析了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在延边的朝鲜人面临的史无前例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背后的政治。《制造边界》一书的故事，始自年朝鲜流民大批越江到达图们江北岸，终于年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三十八年看似短暂，却是近现代东亚世界在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之前激烈角逐的时期。正如结论部分中所提到的那样，“吾土”（ourland）与“吾民”（ourpeople）在这一期间被不断地重塑（页）。
中日韩学界对《制造边界》所探讨的议题已有诸多先行研究，例如张存武、杨昭全、权赫秀、李花子、（韩）金明基、（韩）金衡钟、（韩）金宣旼、（韩）殷丁泰、（日）名和悦子等同仁的著述，都对清代到民初的中朝查边、共同勘界和中日“间岛问题”谈判，做过十分详细的文献考证、实地考察与多边角度的论述。其中，杨昭全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年）、陈慧的《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中央编译社，年）、李花子的《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年）、《朝清国境问题硏究》（集文堂，年）（韩文）、《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年）、《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年）以及相关的考察日本“间岛问题”的论文等等，既有从历史文书中钩沉掘隐，又有配以实地的勘察，将这一中朝边界问题的研究在二十多年之间推到了一个学术高潮，且不限于清代和民国时期，而是上溯到了明代及之前。最近刁书仁的《中朝疆界与民族：以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为中心》（秀威资讯科技，年）以及刁氏与王崇时之《古代中朝宗藩关系与中朝疆界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可为此种趋势之代表。当代韩国学界的很多学者也对图们江勘界问题持有绝大的兴趣，首尔大学金衡钟博士的《年代朝鲜—清国境会谈相关资料选译》（—，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年）（收录了二百二十份档案，多达一千一百六十三页）及其《年代朝清共同勘界及国境会谈研究》（）一书（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年），以及高丽大学金宣旼博士的英文专著《人参与边土：清鲜之领土边界和政治关系，–》（GinsengandBorderland:TerritorialBoundariesandPoliticalRelationsbetweenQingChinaandChosnKore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均系这方面的代表作。
当此研究背景，《制造边界》并不是要用英文去重复在中日韩学界业已十分清晰之历史线索，而是在每一部分内都深入讨论多重边界在多重力量作用之下的塑成。就此而言，《制造边界》呈现了与包括中日韩美学界在内的既有学界研究非常不同的理路，任何一位阅读《制造边界》的读者，并不会因为前贤之研究而感到重复或枯燥。《制造边界》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它不是要通过某种先入为主或者固定化的立场去表达某种为特定国家或者民族所偏好的、单一的声音，而是多角度地呈现了围绕图们江划界之事上的多种力量和多种声音，表现了一个多重面相交织在一起的流动的历史，很多从微观到宏观的观察都贯穿全书，不少章节内皆有会通地域史和全球史的分析。
二、作为多重边界的图们江北岸地区
《制造边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们江北岸新垦地区，即中国的延边地区。朝鲜移民和后来的日本殖民势力称之为“垦岛”“间岛”，因近现代日本殖民主义势力殖民朝鲜半岛并深入中国东北的缘故，曾以所谓“间岛问题”而闻于世人，因此梳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是澄清此段外交公案的关键。
中朝两国自朝鲜王朝（-）建立的明朝初期开始，在接壤地区即以天然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二江皆发源于长白山地区，自天池周围开始，鸭绿江流向西南方向，入中国黄海，图们江流向东北方向，入朝鲜东海（即所谓“日本海”）。江源地带的边界划分则不甚清晰，这一地区又多系数百年荒无人烟之地，故长期以来并未有多少纠纷。两国之间很早就建立起了宗藩关系，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天朝、上国，朝鲜是诸侯所在的外藩、属国，此种关系也灵活调节着边务事宜。清代满洲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早在入关之前的年初就同朝鲜王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年清政权入关以后，清室对“龙兴之地”的满洲以及长白山一带日渐重视，到康熙时期趋于顶峰，开始以祭祀五岳之礼祭祀长白山。为了彻底查明鸭绿江和图们江在长白山江源一带的情况，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年（年）以一桩中朝越界案件为由头，派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查边，但因朝鲜方面不愿配合而未竟。
次年（年），康熙皇帝下令朝鲜配合穆克登查边，于是国王奉旨派出接伴使朴权与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连同译官金庆门等人，一起与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查看。穆克登一行兵分两路，穆克登自己在率领金庆门等人从南坡登上长白山天池，然后从南坡下山察查鸭绿江水源。鸭绿江源头距离天池较近，双方确认了胭脂川为鸭绿江源头。图们江源头则距离天池较远，双方经过一番察看后，穆克登接受了朝鲜方面的有关图们江自天池发源以后伏地百里而再出的说法，认定胭脂川以东的一条水沟（即日后的“黑石沟”）为图们江地下伏流所在地。穆克登等人首先主观认定了一处地方为“分水岭”，然后试图确定水源，最后指认距离天池正东方向几十里处的一条水流为图们江江源，这条水流就是日后所谓的“红土山水”，当年并没有“红土山水”之名来指代此水。穆克登等人在距离他们认定的分水岭不远的地方勒石树碑，碑文横书“大清”二大字，竖书正文曰：“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穆克登碑穆克登查边立碑以后，朝鲜方面按照要求派员前来建设栅栏。然而，朝方官员发现穆克登所选的水流是不对的，因为这支水流往北流入松花江，而非图们江。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之后，朝鲜方面决定不以此等小事烦扰上国（即中国），负责建栅的官员自行决定将木栅与南面一支水流连接起来，所以清朝方面自始至终对此事是完全不知情的（4-6页）。与此同时，在清朝查边的刺激之下，朝鲜开始重塑长白山在朝鲜本国历史中的地位，赋予之不同的意蕴（62-65页）。
（朝鲜王朝）金正浩年所绘制的《东舆图》之局部，上标有天池、定界碑（即穆克登碑）、分水岭、胭脂峰、水堆、木栅等地方。该图反映了十八世纪朝鲜方面的认识。百年以后，连接图们江上游的木栅栏已腐朽无存，而更多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光绪七年（年），吉林地方官发现大批朝鲜流民越过图们江到北岸地区开垦种植，这里曾是皇家南荒围场，解禁后准备招揽汉人移民以为实边，但朝鲜人越边开垦者与日俱增，而且大多携有朝鲜咸镜道所颁执照。中朝双方遂围绕此事展开交涉，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一事被迅速挖掘出来，成为重中之重。当时，中国方面用“图们江”、朝鲜方面用“豆满江”来指代图们江（或写为“土门江”），而朝鲜方面的某些官员却声称，穆克登碑中所谓的“东为土门”的“土门”是指的是松花江的上游，不是指“图们”或“豆满”；换言之，朝鲜方面认为“土门”与“图们”/“豆满”实系二江，因此朝民越江开垦依旧在朝鲜属土之内，并非进入中国境内。实际上，“土门”“图们”皆系满文音译，与朝方所谓“豆满”，皆指一江，所谓“土门”另指他江者实系错谬（38-39页）。纠纷不决之下，两国于光绪十一年（年）与十三年（年）进行了两次共同勘界。在第一次勘界过程中，朝方代表李重夏在树林之中发现了当年木栅与黑石沟相连的痕迹，二江说不攻自破，但他没有告诉完全没有发现痕迹的清方代表，而是秘密汇报给了汉城朝廷（74-75页）。朝鲜方面立即抛弃二江说，改口承认以图们江/豆满江为界河。第一次勘界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中方主张以江定界，朝方主张以碑定界，彼此不能说服对方，遂进行了第二次勘界。第二次勘界声势颇大，集中在江源一带的具体边界认定，最大的成绩和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朝方确认了图们江系中朝两国的边界，确认了北岸地方属于中国领土，双方也都以安接流民为急务，在宗藩框架内未进一步纠缠。与此同时，朝鲜移民依旧大量涌入图们江北岸，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流民将这片土地称之为“间岛”“垦岛”，例如咸镜道茂山对面的图们江以北的垦区被称为“茂山间岛”，如此等等，创造了“间岛”这一后来被日本殖民主义大为利用并升格的术语。年，趁着俄国深入中国东北之际，朝鲜方面指派李范允为“间岛观察使”，后改为“间岛管理使”，侵入北岸地区，解散了清政府在当地任命的乡约，试图控制当地，但很快被清朝方面驱赶离境（-页）。清政府迅速在当地设立延吉厅，管理当地事务，但朝鲜也不依不饶地利用自身机构管理移民，双方的地方势力也出现了分化，彼此斗争不断。延吉厅在年为了应对日本的殖民侵入快速升格为延吉府，年升延吉道，使得中国内省的行政体系开始全面进入边界地区，这也就是《制造边界》中所谈到的“内地化”，以及针对朝鲜移民所采取的归化政策（-页）。
年，日本将朝鲜变为保护国，设立驻朝统监府，很快紧锣密鼓地任命相关人员调查“间岛”问题，并于年设立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直接介入“间岛”事务。斋藤季治郎以及篠田治策，是日本间岛政策的核心干将。篠田治策作为国际法专家更试图将间岛树立为“无人地带”（拉丁语之terranullius，意即no-mansland），进而瓦解中方的主权领土主张（-页）。在经过两年的调查和与中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以后，日本方面找不到可以否定中方主权领土主张的任何依据，“无人地带”之论亦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秉承年中朝图们江勘界的遗产，承认图们江属于中朝界江以及北岸之地系中国领土的事实，于年与中国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所谓中日《间岛协议》，承认了中国领土，却也同时攫取了在延吉地区的大量外交和经济权益，为其嗣后继续北进侵略东三省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日本黑龙会和玄洋社等非官方势力（nonstateactors）也大范围渗透到了延吉地区，俄国也卷入其中，多边力量角逐变得错综复杂，移民群体的社会、民族和国家认同及其“边界”不断地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中发生变化（-页）。当此之时，中日韩三国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到延吉和相关问题上来，从不同的角度和目的，报以对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关心，从日本的内藤湖南，到中国的吴禄贞和宋教仁，再到韩国的申采浩，都做出了自己的解读（-页）。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大量朝鲜人口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失去了土地，纷纷移民到延吉地区，人数迅速上升到了三十万之众。当此之时，“延边”作为一个指代这一地域的名词开始出现，“延”指延吉，“边”则指边地（-页）。朝鲜大量的宗教团体和人士，以及抗日救亡的“义兵”与独立派志士，都将延边作为活动根据地，延边成了那些已经丧失了祖国的朝鲜人（或曰“无国之人”，即statelesspeople）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